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希望。旧的路走不通了，就要寻找新的出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着手，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广大民众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引发社会大变动的先导。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但在这些思潮发端地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恰在此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不可阻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文章，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

为什么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的思想届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除了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基本优点，还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等突出优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与此同时，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教师，报纸杂志的记者等迅速增加，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具有更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

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会议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迅即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1920年三四月间，《东方杂志》等刊登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给予新的有力推动。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宣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曾回忆道，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

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